康熙在短短的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南巡六次，仅就途经江宁一地而言，其中五次均与曹家有直接的关系。

康熙第一次南巡时，约是江宁织造曹玺卒于任的半年后，因之一至江宁，便对曹家关怀毕至，亲至曹家抚慰，派大臣祭奠，谓曹玺“是肤琴臣，能为联惠此一方人者也”，并赐御书，以示宠荣。

曹家虽在居丧之期，而对于皇帝的驾临，大概还得摆出象样子的场面，总不至于捧上一杯白开水的。

康熙从第三次到第六次南巡，正值曹寅任江宁织造，所以四次途经江宁，均以织造署为行宫。

曹寅办了四次接驾的大场面，同时苏州扬州两处的接驾，亦曾亲与焉。这是曹家最煊赫鼎盛的时代，然而也伏下了曹家以后跌落的祸机。

曹家能多次举办接驾盛典，不仅表示有势有权，更重要的是表示与主子的关系亲密，非比泛泛一般的君臣关系。

康熙于织造署接见了他幼年的保母曹寅的母亲，高兴地称:“此吾家老人也。”亲书“瑞置堂”以赐。君臣一家人，关系多密切啊!

当然，曹寅为了孝敬主子，江宁四次接驾，也是尽力大讲排场的。结果呢?欠下了几十年也没算清的亏空账，至少在百万两银子以上，约相当于曹寅万余年的傣禄。

康熙闻知，警告曹寅，“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曹寅也胆颤心惊地表示“急欲将汉粮清遭，脱离此地。”

因为大量亏空国帝，究竟干系非轻，闹小了皇帝还叮力之回护，闹大了，为了保住主子的体面，就不得不让奴才当替罪羊了。

设法补空，说得好听点，叫作诉东墙补西墙，说得直截了当些，叫作用贪污来填贪污空。

这么大的窟窿，曹寅至死也没补上。后来别人替他代补，也只能作到糊涂了账。

曹寅没见到此事的后果，然却应在他的子孙头上了。雍正一上台就翻老账，让继任江宁织造的曹倾补亏空，补不上就干脆操家。然而抄来的东西却不抵国祭，照数赏给了抄家有功的新任织造隋赫德。

由此可见追老账只是一因由，目的是把康熙的“一家人”当作“奸党”来惩办。这一惩办，结束了曹家搞“虚热闹”的兴旺历史。

曹雪芹对这段历史只是耳闻，并未亲历，因此，他的记忆也很少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复述，而更多的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进行艺术的想象与概括。

曹雪芹对康熙六次南巡的历史事件，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让甄家接驾四次，贾家接驾一次，王家接驾一次。

贾府第一代的权贵不在了，后未者则是“一代不如一代”。就这洋，还要硬撑门面，又搞什么省亲之类的“虚热闹”。【零↑九△小↓說△網】再搞下去，后果就可想而知。

贾府的末代子孙贾蓉就须为此担优，“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这又岂止贾家而已，同时准备迎接省亲的周贵人家和吴贵妃家，以及其他几大家族，也都逃不脱这种结局。

康熙南巡，对于曹雪芹来说是“昔”，故脂砚斋谓《红楼梦》写及此是“忆昔”。那么，所谓“感今”，就应是指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乾隆的“南巡盛典”了。

然而脂砚斋的“忆昔感今”说的虽明白，但还不算准确，因《红楼梦》并没有直接写“当今”的南巡，而是说的“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则对今又如何感?

曹雪芹对康熙的南巡只是耳闻，对乾隆的南巡则是亲见，既见当有所感，然却不直书，都一笼统归到“太祖皇帝”身上去。这一则也是更直接地逃避文字狱，一则是使作品更典型。

“太祖皇帝”为始作俑者，“当今”只不过追随之而已，性质都一样，概一知十，无须分言。

官雪芹只经历过乾隆前三次南巡的时期，并不知道将来还会有多少次。但是乾隆偏偏也搞六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红楼梦》以生动的补充，自投罗网地钻进曹雪芹的艺术圈中来了。

乾隆南巡，总起来说，是好话说尽，而劳民伤财之举则登峰造极。但皇上要骗，臣下要瞒，一部记载乾隆前四次南巡的一百二十卷的《南巡盛典》，不过是骗与瞒的实录而已。

所谓“万年典要，将历久而逾光”，就是不但要瞒编当时的人，还要瞒骗后代人。可是当这出骗人的把戏还未编好时，曹雪芹早就及时地把老底揭穿了。而《南巡盛典》之编，却成了欲盖弥彰的幌子。

乾隆南巡仿康熙，曾自供不讳，“南巡之典，亦适率我皇祖成宪，抵奉慈宁，宣祺导豫”，也是带着皇太后去的。“珍念民依，省方问俗”是假，久闻“江南名胜，甲于天下”，欲“眺览山川之佳秀”，才是主要目的。

乾隆还有更动听的，说南巡也是为了兴治水利，实际乾隆对水患是既不关心也无办法的，比起康熙，相差远甚。仅从乾隆七年至五十年期间，黄河就在河南江苏决日二十次。

每次南巡前后，黄河的“龙王爷”总要决口而出，迎送圣驾，所过之处，当然尽为泽国。乾隆在这样的情况下佯为不知，不断南巡，而于微山湖建闸之类则大肆吹嘘，岂非以小掩大?

乾隆的南巡，正是掩盖灾荒世界的“虚热闹”，不顾千百万人民处于水火，一味追求炫示“天威”和游山玩水的巡游。

每次南巡前一年，就要开始准备，命地方官修铺御道，曲直宽窄要合度，遇坑填之，遇冈削之，遇坟墓则让死人搬家。

修筑营站行宫，整饰名胜古迹。准备就绪以后，详细绘图，送呈“御览”，不合“圣意”者重行翻工。一切完了，再“遣响导大巨覆加查看”。

以乾隆十五年给第一次南巡的预备为准，计全程水旱路共三千一百零四里，五十二站，往返共五千八百四十里，九十七站。

“营盘每座，准修垫夫一百六十名;尖站盘每座，准修垫夫八十名;道路每里准修垫夫三十五名。”多长时间，没有明说，当以干完为止，故所用工难以计算。

营站为稍事休急处，至于行宫，就更加讲究，仅地点的选择，就颇费心思，而建筑和陈设则力求豪奢。总计全程著名之行宫约三十处。

行宫之豪奢，首推南方。如扬州之天宁寺行宫的建筑，有“大宫门，门前建牌楼，下瞥白玉石，围石阑杆。甫道上大宫门，二宫门，前殿，寝殿。右宫门，戏台，垂花门，寝殿，西殿，内殿，御花园。门前左右朝房及茶膳房，两边为护卫房。最后为后门，接驾过后，各门皆档木栅，游人不敢入。”

塔湾行宫的建筑更过之，“初为垂花门，门内建前、中、后三殿，后照房。左宫门前为茶膳房，茶膳房前为左朝房。门内为垂花门、西配房、正殿、后照殿。右宫门入书房、西套房、桥亭、戏台、看戏厅，厅前为闸口亭，亭傍廊房十余问，入歇山楼。厅后石板房、箭厅、万字亭、卧碑亭。歇山楼外为右朝房，前空地数十弓，乃放烟花处。郡中行宫，以塔湾为先，系康熙间旧制。”

江宁行宫之建筑，亦与此相类似。扬州为两淮盐商集中地，素称富有，为迎驾一次就捐很一百万两。塔湾行宫即为盐商自行修建和陈设，宫内如宝库。

塔湾行宫即“三汊河行宫”，也叫“高曼寺行宫”，它的修建应早于曹寅“点差之前”的康熙四十三年，但行宫告竣应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初。这从曹寅在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覆奏摹刻高曼寺碑文折》的奏折中可知：

“所有两淮商民顶戴皇恩，无由仰报，于臣寅未点差之前，敬于高曼寺西起建行宫，工程将竣。群望南巡驻跸，共遂瞻天仰圣之愿。臣寅目击商民感戴情形，不敢壅于上闻。”

康熙也有朱批：“行宫可以不必。”表面上看，三汉河行宫的修建是众盐商“顶戴皇恩”的自发行为，曹寅只是“目击”而并未参与。

事实上，曹寅此语实不可当真。曹寅不仅各捐银二万两，而且还因“勤劳监修”、“尽心公务，各自勤劳，甚为可嘉”，并获得“加级”奖赏：“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衔，给李煦以大理寺卿衔。”。

由此可见，兴建三汊河行宫应是曹寅一手策划而成的，即曹寅为了报答康熙的‘隆恩异数’，遂于三汉河畔为皇上营建了一座行宫。

三汉河行宫的规模宏大，据李斗著《扬州画舫录》记载：

三汊河在江都县西南十五里。扬州运河之水至此分为二支，一从仪征入江，一从瓜洲入江。岸上建塔名天中塔。寺名高雯寺。其地亦名宝塔湾，盖以寺中之天中塔而名之者也。圣祖南巡，赐名“茱萸湾”。行宫建于此，谓之塔湾行宫。

三汉河行宫规模宏大，如果不是曹寅等人早就精心谋划、全力营建，仅凭众盐商之力实在恐难建成。

行宫建成以后，在康熙四十四年初就迎来了康熙的第五次南巡。康熙首次南巡，并未停留扬州。第二次南巡，“临幸扬州，首尾才三天”。第三、第四次南巡，“往返途中，停留扬州，通共也不过十天光景。”

而此次康熙南巡因有三汉河行宫，“在扬州停留的时问就翻了一番”。从三月十二日“皇上起銮乘舆进扬州城”算起，“康熙帝一行在扬州共停留了九天”。这期间，“进宴演戏”、“观看灯船”、“观望四处景致”等等，活动不断，高潮迭起，当时的繁华热闹胜景可以想见。

曹寅兴建三汊河行宫接驾也是曹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修建行宫及接驾的支出当不在少数，曹寅所捐银两也绝不仅仅只是区区的二万两之数，实际数目应该是多得多，亦应是“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在瞬息繁华的‘虚热闹’之后，留下的是一片足以令曹家陷身没顶的茫茫债海。三汊河行宫的建成，对康熙来说，增添了一个南巡途中赏心悦目的休憩游乐场所，就曹寅而言，则带来了无穷的赔累。

事实上，曹寅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的数目应不在少数，因为仅是对曹寅多有庇护的康熙后来所认可的亏空就达一百八十万两之多，看来营建行宫及接驾的费用较之此数还要更多。可是曹寅至死也没有还清亏空，而这正是后来曹家遭受抄家厄运的原因之一。

到了乾隆南巡的时候，官办者亦在争奇斗胜，竟然找镂银丝造吐盂陈设行宫，真是暴珍天物，罪恶之极。乾隆对此满心欢喜，故承办者得赏加顶戴，以示奖励。可是他又假惺惺地说:

“此等物件，或系假借应用，或用重价购买。承办之员往往张皇其事，籍以邀结上司，而对人则苦称赔累，即乡绅浦户，亦纷然传为口实。”

好象深通其中弊端，有禁止之意，然而这是假的。

乾隆毕竟是风稚皇帝，对此类“俗物”并不在意，而对行宫内之名人书画真迹，却是仔细认真鉴赏，遇中意者则立即转入内府，这种东西要比“俗玩”更值钱。乾隆是最大的文物掠夺犯。

一切准备就绪，乾隆南巡的大驾出京了，第一次南巡，除皇帝、皇太后、皇后及随行之太监、宫女等人不算外，计大臣三十三员，章京、侍卫官员等六百六十一员，拜唐阿兵丁二千五百五十九名。仅动用之交通工其一项，乘用马六千六百九十余匹，驮物者马一千四百一十七匹，骆驼八百一十八只，各台站九十八处专用传送本报之马约六千八百六十匹，大小船约六百余只，四大套骡马车约五百辆。如果再加上地方官吏所用的交通工具，不是就更加骇人听闻吗?

皇帝行经之地，当然要竭力追求热闹的。所有地方文武官员，“著三十里以内接送”。

“令村镇民妇跪伏瞻仰”。居民门前“香灯悬彩”，水途设“灯船、戏船、台阁”。“苏州、扬州城内街衡间张设棚慢。”“五色云霞空外悬，可怜锦绣欲瞒天。”即此之谓也。沿途争奇斗胜的陈设，不过供南巡时一瞥而已。为了凑热闹，迎驾者亦人山人海，如杭州，一次就云集数十万人。

景看够了，随行人员回去大嚼特嚼，吃的是有燕窝、鱼翅、熊掌、猩唇、驼峰、豹胎、鹿尾等名菜的“满汉席”。皇上一家人吃的就更高级了。如此挥霍，真是“‘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乾隆南巡有冠冕堂皇的一面，一路派大臣祭圣贤，写诗颂圣贤，大搞尊孔崇儒，以表“钦崇至道，仰止遗风，希圣之情，载劳宿寐”。

乾隆南巡还有“风雅”的一面，每至一处，都要“挥洒震翰”，或题匾联悬挂，或咏诗勒石以载。甚至一事一物咏至十余首，下次再来，重和前韵，仿佛有流不尽的诗才，是多产的大诗人。

乾隆南巡，除了种种表面的“虚热闹”以外，还有见不得人的乌烟瘴气的一面，那就是贯穿于整个过的贪污纳贿之风。有督抚坐扣兵丁晌者。有克扣草料致使马匹饿瘦和饿死者。有依势夺船者、藏马者。办理人员不敢得罪，只好躲避，秩序一片混乱。更有大量潜溜出京之旗人骗子，勾结地方官吏趁机发财。

在这样的大混乱大贪污之后，所费只能是一笔糊涂账。督抚奏销南巡款项时，只“笼统开报，未将应用各项详细声明”，虽遭驳斥，仍“加恩准其报销”。乾隆警告说，这是“特恩”，下不为例，以免“不肖官吏得以从中取事。一经查出，惟该督抚是问”。这是替督抚们开脱，好象“从中取事”的只是下级官吏，与仔抚无涉。

实际是总督这样报自有妙用，乾隆心里明白，有话说不出也。曹雪芹借赵嬷嬷之口，老实不客气地指出，南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就象钱塘大潮那样多!